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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陕西蓝田乔村“吕门四贤”文化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侯义明 2015-06-08 09:12 浏览量: 打印本页 条评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陕西蓝田乔村“吕门四贤”文化
 
      据《宋史》记载,北宋年间,在陕西西安的蓝田出了一户吕姓人家。为什么这户人家这么有名呢?就是他们家的四个儿子呀都很争气,聪颖好学,年纪轻轻的都中了进士,所以呢被人们传为美谈。一门四进士呀,这是在《宋史》里面有记载的。
      据《西安府志》记载,吕氏兄弟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其先祖为汲郡(今河南汲县)人,祖父吕通曾为太常博士,去世后葬于“京兆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于是吕家就在蓝田落户。父亲曾为比部郎中。吕氏兄弟共6人,1人早夭,5人登科,其中吕大防,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四兄弟皆登及第,很有名望,被后世称为“吕门四贤”,并在《宋史》中皆有传记留下。一门礼义,为人赞美。蓝田人曾为他们建有宋四献祠。两宋时期,吕氏家族成员以儒为本,浸染禅学,热心文事,对宋代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
吕氏四兄弟在北宋朝廷均担任要职,不仅在政治上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和贡献。他们学养深厚,学以致用,推行乡约以改善风俗,制定和实践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吕氏乡约》,同时,他们还在考古学和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奠基性的贡献。
吕大忠(1020--?),字进伯,排行老大,祖父吕通,太常博士。父亲吕賫简,比部郎中。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即位,为了富国强兵,诏王安石进京,委以宰相重任,让其主持变法。王安石为了变法顺利,便派出多人出使邻国议和。吕大忠和范育接到使命,权衡再三,认为不妥,吕大忠便写了奏章,着重指出此时和邻国议和,的确不好把握,处理不当反会损害国家利益。因此他认为,此时不可主动前去议和。后来和刘忱一起派住辽国商议代州(今山西代县)以北的领土划分之事。这时,吕大忠之父病逝,他便随即赶回蓝田奔丧。丧期未满即被召任职代州。辽使来到代州不坐为他们安排的次席却占主席位置,吕大忠见此情景愤然大怒,将次席搬移到长城以北。辽使无奈,只得听从吕大忠的安排。在领土划分问题上,辽使提出,只要把代州割让给辽国,辽国就不再侵犯宋朝,从此两国和平共处。宋神宗准备同意此条件,吕大忠站出来说:“彼遣一使来,即与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来求关南,则何如? ”宋神宗不大高兴,问道:“卿是何言也?”刘忱说:“吕大忠的意见关乎国家大事,此事陛下一定要三思而行。”当时的文武大臣一时也都拿不出好的方案,就将此事暂搁下来,随即把刘忱召回三司,吕大忠也赶回故乡为父守孝。最后宋辽两国以分水岭为界。
吕大忠为人耿直,言行一致。在他知锦州时,州判是科举状元马涓。一开始马涓常以“状元”自称,吕大忠见状后对马涓说:“状元之者,及第未除官之称也,既为判官则不可,今科举之学既无用,修身为自己之学,不可不勉。”劝解马涓不要留恋于科举牌子,应从实际出发,采用经世致用的办法修身养性,不断提高治国之道。他常常教导马涓勤政带民的方法和道理。马涓十分感激,虚心拜吕大忠为师。
    程颐称:“吕进伯可爱,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皇佑进士,初为陕西华阴县尉,后任山西晋城县令。升秘书丞,兼任定国军的军事判官。迁河北转运判官、陕西转运副使,官至宝文阁直学士。晚年与章敦等不合,徙知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又降待制,后致仕,不久卒。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他任陕西运转副使时,曾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等众多名碑放在府学北面。同年,北宋龙图阁学士吕大忠见唐代石经埋入土中有所损坏,甚是可惜,为了保存文物,便将这些石碑移置于长安文庙大成殿后方,更以玄宗皇帝《御注孝经碑》为始,把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等名家所书古碑集中在一起,“碑林”因此得名,吕大忠也因此成为西安碑林的创始人。现在人们慕名而去参观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原名为陕西省博物馆,是在具有900多年历史的“西安碑林”的基础上,利用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的,它是一座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主的艺术博物馆。著有《辋川集》5卷,及《奏议》10卷等。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排行老二,仁宗皇佑元年(1049)进士,进中书侍郎。在吕氏兄弟中,吕大防的官当的最大,他长于政事,曾经在宋哲宗元佑年间接任司马光之职而当过宰相,号称“贤相”,官居左光禄大夫,宋哲宗时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他曾废王安石新法,执政8年,国泰民安。他虽不是张载的门人,但《宋元学案》记载其人与张载同调,张载辞官回横渠讲学后,吕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复其官职,后张载被诏为太常礼院,因与礼官不合,辞官行至临潼,病逝馆舍。遗憾的是,吕大防和当时的三百多位名臣文豪同时被列为“元佑党人”而落难,最后被贬谪,死于江西信丰县,迁葬于广东潮州海阳县(今澄海县)上华镇吕昔村,广东吕氏宗亲会在修族谱时尊吕大防为始祖。他曾主持刻绘了《长安图》、《兴庆宫图》,同时他还主持了杜甫草堂的重建。北宋神宗年间,吕大防镇守成都。到了成都后,他首先去拜祭草堂,可看到的却是“松竹荒凉,略不可记”的景象。于是,他便命人重建草堂,并重新画了杜甫的画像挂了起来,而且还扩大了草堂的面积。至此,草堂具有了祠堂的雏形。其《文献通考》流传至今。
    吕大钧(1029--1080),字和叔,吕大忠二弟,排行第三。他从小就胆识过人,文才兼备,北宋嘉佑二年(1059年)即28岁中进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肃天水)司里参军,后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监折博务、三原知县、后供(今福建福州)知县等职。当被荐知泾阳时,父病逝,他赶回奔丧。三年丧期满后,吕大钧自以为学识尚浅,于是他便辞官回到蓝田,开始传授张载学说,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经过多年努力,“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后来许多大臣都推举吕大钧为王宫教宫,吕大钧不负众望,特写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献上,文中描绘了建立“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寇贼可御,无闾里可亲”的共和大家庭的构思。后即任凤翔寻监船务官和制改宣议郎等职。元丰年间(1078—1080),时值宋朝用兵西夏,吕大钧是富廷(今陕西富县至延安一带)转运司副使。一次,种谔率兵出塞外,可军需还没有接上,转运使李稷恐受军法,打算回安定(今陕北王家堡一带)取粮草,就派吕大钧向种谔请示,种谔得知后,怒道:“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吕大钧替李稷求情,种谔听了吕大钧的解释,表示理解,但嘴上却说:“君欲以此报稷,先稷受祸矣!”吕大钧不仅不怒,反讥笑说:“你以为这些话就能吓倒我吗?我奉命前来向你请示,你把我杀了,我毫无怨言,唯恐你会因此而受过。”种谔见吕大钧刚直不阿,只好同意吕大钧的意见,这才允许李稷免受处置。时间不长,吕大钧在任上病逝,时年52岁。
    吕大钧一生为人朴实厚道。他和张载为同科进士,得知张载学识渊博,便第一个拜张载为师,随之带动关中学者趋向张载求学,一时横渠闻名于世,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就是远落在后,很少有人能将张载所授的融会贯通,唯有吕大钧不畏人言,躬行儒家“仁爱”礼教,以先生法度为准绳,并能将所学知识用到日常生活中。其父吕赍简的丧事,吕大钧等活动中,坚决抛弃陈规陋习。
    吕大钧死后,范育给他写了墓志铭,称吕大钧“是诚德君子”,说吕大钧一生性格醇厚正直,刚强勇敢,言行一致。能以孔子求学必有远大理想来激励自己,以孟子积德行善为榜样,以颜子克求仁义来自勉,力图由诚学的精神达到明白事理,且为此目标奋斗不止。他不因别人都停滞不前而陷入困惑之中,也不因为少数人的看法而顺从。他不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动摇自己的观点,而为能够“继承孔孟之绝学,阐物儒家礼治”这个宗旨而奋斗不息,力求使自己成为鸿儒。连吕大钧之妻种氏也效仿他为其父办理丧事的做法,不用乡风野俗,而是严格依照儒家礼制将其安葬。其子吕义山也深得父传,后来成了大学者。吕大钧是北宋关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曾著《诚德集》30卷,其中包括《乡约》、《乡仪》,统称为“吕氏乡约”,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村规民约,被奉为乡约的鼻祖,对后世影响很大,它主张“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关学道德礼教的代表作。其教育深入民间,影响深远广泛。此外,吕大钧还著有《四书注》等。
    吕大临(约1042--1090),字与叔,号芸阁,中国考古学的鼻祖,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县)人。祖吕通,太常博士。父吕赍简,比部郎中。吕大临曾学于程颐,与游酢、杨时、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元佑年间先后担任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掌管典籍的校勘、刊印和发布。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精通《六经》,尤其精通《三礼》,与其兄大防等同居时即切磋古礼,自谓所施冠婚丧祭诸礼一本于古,当时有“关中言理学者推吕氏”之称。南宋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说,吕大临的学术成就高于当时与他并称的诸家,程颢称赞其学问是“深潜缜密”,可见吕大临学术造诣之深。吕大临自幼就受环境的熏陶,非常热爱学习。青年时代就勤于治学,经常与兄长们探讨古书中的问题,他在读书和治学上,曾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仍可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
    他说:“读文务以精熟背诵为主,诵之不差一字,方知其命意之所在,精萃之可取。”他的意思是说呀,读书必须背诵得非常熟悉,能背诵得一字不差,才能知道文章的命题立意之所在,有哪些精华可以汲取。不过,对于他的见解,我们应当这样理解,青年人读书当然不必凡书都要背诵,但对具有代表性的、特别好的文章,精熟背诵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背诵的越熟悉,才越能加深对文章的理解,领会它的精华之所在,从而加以汲取。
    他认为从事学术研究,不要走一般人已经走过的道路,也就是不要重复前人已有的见解,而要寻找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远的境界。历尽艰难险阻,经过刻苦勤奋的钻研,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才会有突破性的重大成就。吕大临正是这样做的,终于成为了一位学术造诣颇深的学者。他深受张载哲学思想的影响,因而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学说。他更是娶了张载弟弟张戬的女儿为妻,使吕家与张载亲上加亲。吕大临在《克己铭》中说:“大人存诚,心见帝则”。他的的意思是说呀,应将“诚”看作是做人的最高准则。“诚”是古代儒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孟子》和《中庸》都多次谈到,指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吕大临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吕大临对待朋友,总是以诚相待。当时,他的朋友富弼,曾在朝廷做过多年宰相,本来政治上十分进步,曾和范仲淹一起建议改革朝政,但后来政治上受了挫折,便在家里信起了佛教,追求长生不老,以逃避现实。吕大临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即诚心诚意规劝富弼改正。他致信富弼说:“古代的进步之士担当大任的,都以圣贤之道醒悟人民,既成就自己又成就别人,怎能以官位之升降、体力之盛衰,而改变自己的意志。现在人们怀疑儒家之道,而轻视礼义。因此现在为提倡儒道,革除坏的风俗,就要依靠您的力量。如果您将精力转移,气节改变,奉佛以求自己长生,这是山谷避世的人独善其身的做法,完全不是世人对您的期望啊!”。
    吕大临在信上直言不讳,对富弼逃避现实,只求个人长生不老,诚恳的提出了批评。这表现了他以一腔热血为进步事业而奋斗、积极追求用才于世的风貌。而富弼读了这封信,也深受感动,觉得自己错了,立即复信表示感谢。
    张载创立的学派--“关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贵致用”。吕大临发扬了这个传统。他并不是光钻研学问,也十分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当时,很多作大官的人任人唯亲,对有才能的人反而予以嫉妒。针对这种弊病,他主张改革用人制度,要选贤任能。他认为,治理国家,重在得人,只恐怕人才不足,何患于多呢?他指出当时选拔人才的流弊在于:本来人才十分缺乏,但却用人不当,没有才能而做官的到处都是,考察政绩大都无所作为,有的甚至为害于民。因此,他竭力主张改革考试方法和学制,选拔真正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委以重任,任用之后还要勤于考察,胜任者留职或者提拔,不胜任者降职甚至罢除。他的这些改革主张,有的放矢,颇有见地。范祖禹以其勤奋好学,人品出众,曾向宋哲宗推荐,任他为太学讲宫,但未及抵任,而逝,终年48岁。
吕大临还是我国最早对青铜器及其铭文进行了系统研究的学者,是我国最早的金石学家,他著的《考古图》十卷体系严谨,是现存最早的古器物图录,也是金石学、中国文物考古学以及古文字学的奠基之作,显示了蓝田吕氏在文物鉴藏方面的深厚功底。《考古图》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宫廷内藏和民间青铜器224件,石器1件,玉器13件,大多是价值极高、造型精美的极品。每器先摹画器物图像,定以器名,然后又附短文叙述时间、地点、大小尺寸、容积重量、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重要参考书籍。《考古图释文》是吕大临对85件青铜器的文字用《广音句》四部进行编排,系字于其下,用于纠正当时人们对古字的形、音、义的一些传统看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吕大临也是我国最早的考古学家,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考古”的词语,因而被后世称为是中国考古学的鼻祖。吕大临一生著述其丰,除了《考古图》10卷外,他还著有《易章句》、《大学说》、《中庸说》各1卷,《礼记传》16卷,这些著作在宋明哲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论语解》10卷,《孟子讲义》14卷,《玉溪先生集》28卷,又与其兄大防合著《家祭仪》1卷。
吕氏乡约简介
《吕氏乡约》,也被称为蓝田乡约。“蓝田四吕”即: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均有大量著作行世,但最能让他们美名远扬的一件大事,就是他们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所制订和实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吕氏乡约》。他们在本乡蓝田实行乡约,“遂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
乡约是一种乡里公约的意思,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内容涉及日常生活各方面,乡人互相帮助,互相劝善戒恶,目的是为了使风俗淳厚。为了让这些办法易于实行,并且能够持久,也建立相应的组织。推举约正主持其事,大家轮流担任值月。定期聚会,记录并赏罚善行恶行。这是民间发起的自治,由乡民自愿参。来者亦不拒,去者不追。
“乡约”由乡村中的村民邻里自愿加入,具体的方法是在地方上推举一位年高德劭者为都约正、两位有学行者为约副:“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此外每月另选一人为“直月”,月终如有善行者则加以奖励,有过者则加以劝改。“乡约”内部以定期聚会的形式,使乡人之间相亲相爱,淳厚风俗:“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在聚会中还进行公开赏罚:“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对于犯错误的,则记录在案以督促众人,而不可救药的,则开除出约:“右件过失,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不听则会集之日,直月告于约正,约正以义理诲谕之,谢过请改则书于籍以俟,其争辨不服与终不能改者,听其出约”。在乡约内部,如果“若约有不便之事”则进行民主讨论“共议更易”。
《吕氏乡约》中明确规定相邻应互助互爱、“患难相恤”,对贫困但守本分的乡人,“众以财济之,或为之假贷置产以岁月偿之。”乡约制度其实质是一种民间的自治制度,所谓“官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又是民间乡村之间为需要救助者的自发救助。
《吕氏乡约》内容丰富,约规包含四大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中患难相恤则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相互救助。具体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七项,乡约中人据事情缓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主事或同约,给予救助。救助的办法则按所受灾难的不同而有具体措施。如有水火之灾的“小则遣人救之,大则亲往,多率人救之,并吊之”。
    遇上盗贼之祸的“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则告于同约者及白于官司,尽力防捕之”。有疾病之灾的“小则遣人问之。稍甚,则亲为博访医药。贫无资者,助其养疾之费”。
    《吕氏乡约》可以说是“蓝田四吕”实践关学“身体力行”良好作风的一个典范之作。这种《乡约》虽然是按照封建礼义的道德规范,对民众进行教育和约束,但对于扬善抑恶,移风易俗曾是一种颇为有效的组织形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后来,明代著名教育家冯从吾赞扬说:自从《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以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乡约在当时给吕大钧惹了不少麻烦,主要是说有结党的嫌疑。“传闻者以为异事,过加论说”。原因在于它是民间自发兴起的,不是上面号召的。在专制的制度下,不鼓励这个,反而要压制。“非上所令而辄行之,似乎不恭”,“必待有德有位者倡之,则上下厌服而不疑。今不幸出于愚且贱者,宜乎诋訾之纷纷也。”①朝中政争激烈,乡约的事闹得风风雨雨。吕大防担心因此引起刑祸,曾一再写信劝吕大钧等把乡约变成是家仪或家学,“以免干政之嫌”。②这也反映了专制制度下,自下而上的变革十分艰难。
    吕氏兄弟学以致用,推行乡约以改善风俗。黄宗羲《宋元学案》列蓝田学案,并把吕氏兄弟及门人归为礼学。礼学或称关学,或称关中理学,这一学派注重实践礼仪。“始学必先行其所知”,“道德性命之际惟躬行,久则至焉”。③三吕(大忠、大钧、大临)都曾从师张载和程伊川。张载是关中理学的祖师,其弟张戬也是关学健将,关中称为“二张”。礼的主张是乡约制度的根本,也是关中风俗的根本。吕大临在《张载行状》中说,张载做云岩县令时,“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吕大钧作乡约那年,张载任太常礼院同知,立争冠婚丧祭之礼。④吕大钧和张载是同年的进士,佩服张的学问,而张载佩服大钧知行合一,身体力行,说“秦俗之化,先自和叔有力”。后来在明代,乡约成了关学的一个传统。
另外,吕大钧的思想也受到古礼的影响,尤其是周礼。他“好古甚切,并且以为周礼必可行于后世”。杨开道认为,吕氏乡约与古礼的关系有两处。一是它的根本原则与《周礼》十二教的教化精神一致。二是它继承发展了《礼记》的乡饮酒礼。
《周礼》是以礼俗行教化,掌管地方行政的司徒称为教官,用十二教来施行教化。十二教包含了几乎所有的政教,“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礼记》乡饮酒礼,在于用礼的形式行教化。“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乡饮酒礼原有四种,分别在乡、州或党举行。在乡里举行的礼仪,后来绝迹了。虽经北魏时提倡乡饮酒礼,唐宋时日见完备,然而最低是在县级举行,再也没有到乡级。直到吕氏乡约的出现,“仿佛一种真正的乡饮酒礼”。
后来的乡约,基本上继续了这个“软”的做法。日常生活中,乡人互相关心,互相照应。乡人定期聚会时,有礼让的仪式,有融洽的气氛,有喝酒吃饭的安排。这些设计,是要培养人们彼此亲近、友爱、和乐的关系,所谓里仁之美。如果人们都是这样,那么风俗就会变好。所以,这既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制度,也是一种社会理想。修订礼仪,以礼为纲,是移风易俗的尝试。乡约和乡礼结合的传统,是从吕氏乡约开始的。
最初的吕氏乡约直接实施范围不大,只是吕氏所在的本乡本族,时间也长。据杨开道估计,吕大钧从创作乡约到去世,除去中间外出任职,他实际在乡里推行也就几年而已。
吕氏兄弟躬行礼义,自己和家庭做了之后还觉得不够。他们根据实践和关中学者提倡礼学的结晶,而集成约文,制成具体的、有形的团体标准来推行,希望从本乡到蓝田,从蓝田到关中,从关中到天下后世。“吕氏乡约的基本主张,在树立共同的道德标准,共同礼俗的标准,使个人行为有所遵守,不致溢出标准范围以外。这种步骤在礼学里面,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杨开道称赞它在制度传承上的意义。中国农村的成训习俗向来是世代相续,口头相传,从没有见之于文字,见之于契约。而制度必需成文,才可能行之广泛。“由人民主动主持,人民起草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吕氏乡约实在是破天荒第一遭。”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被奉为乡约的鼻祖,对后世影响很大。现存的版本可以分为简单和详细两种。比较流行的简单版见《说郛三种》。详细的版本是朱熹修订的,后面附有吕大钧的信,还有朱熹的一段文字以及王承裕的文字,载于明代王承裕校勘的《关中丛书》。这个丛书,也收录了吕大钧的《乡仪》。它比简单版的篇幅长,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各条都有详细的说明。该版及其附录,呈现了它的原貌和历史背景。王承裕的目的,也是希望有人看到这个办法后能够实行,乡人“勉为善,而耻为不善”,风俗自然就会改善。各时代仿照《吕氏乡约》乡规民约不胜枚举。它还被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家。金安国(1478—1543)译成《吕氏乡约谚解》。至今朝鲜流行的有关乡约制度的书籍近20种。
《吕氏乡约》体现的是民间士绅阶层的权力场域,是民间士绅自发以礼治教化为手段的基层控制形式。这种自发的基层控制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间由于权力生成机制的不同,而造成两者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使得乡约难以实行。南宋中期,朱熹对《吕氏乡约》作了增损,其后学弟子又进行了实践,为乡约在明清的推行准备了条件。
《吕氏乡约》是儒学理想的实践,把儒家的仁从抽象的观念,推行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上。后经朱熹及儒学同道的大力推行,影响了后代的乡治政策。
历史上推行乡村自治的儒者们,把乡里自治的传统一直追溯到周代。经常被引用的古籍,如《周礼-地官-族师》,“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孟子所描述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是后人乐于称道的。中国最早的成文乡里自治制度,是陕西蓝田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这个乡约的四大宗旨是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由人民公约,而不是官府命令。“由人民主动主持,人民起草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吕氏乡约实在是破天荒第一遭。” (2)成文法则。中国农村的成训习俗向来是世代相续,口头相传,从没有见之于文字,见之于契约。而制度必需成文,才可能行之广泛。(3)以乡为单位而不是以县为单位,从小处着手,易收功效。(4)自愿加入。“其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5)民主选举。“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直月一人,同约中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6)以聚会的形式,使乡人相亲,淳厚风俗。“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7)赏罚公开,“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用记录在案督促众人,用开除惩罚不可救药的。(8)议事民主,“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
萧公权推崇“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但同时也指出,“乡约乃私人之自由组织而非地方之自治政府。且所约四事,偏重道德。经济教育诸要务,均在合作范围之外。衡以近代之标准,实非完备之自治。”
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与《吕氏乡约》相比,二者有以下差异。其一,前者是人民自动的乡村组织,“乡人相约,勉为小善”;后者是一个政府督促的乡村组织,是官治的传统。其二,前者是自由参加,覆盖局部。在吕氏兄弟的劝谕下,有的乡民可能参加,有的可能不参加。然而,其实行的效果未必大。后者是强迫的、覆盖全乡村的组织。在政府威力下必须都加入,然而可能会有相当的效果。例如,南赣乡约规定,不参加集会罚银一两,惩罚十分严厉。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强制参与的性质。其三,乡约组织人员数目增多了,角色也改变了。《吕氏乡约》中只有二、三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增为四个人,《南赣乡约》增加到17个人,“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在《吕氏乡约》中他们是道德感化角色的精神领袖,而《南赣乡约》中约长、约副、约正等人的责任,包括协助官府劝令同约完成纳粮的任务,劝助投招新民改过自新、各守本分,以及劝戒同约维护地方安定。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乡镇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使乡镇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而直接地进行干部任命、资源平调等工作了。但实际上,如果当选的村委会干部不符合乡镇的意愿,乡镇往往通过对党支部的控制,间接地控制村庄。因为1998年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在经常发生的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冲突中,党组织成员总是理直气壮地引用这条规定来论证,自治组织应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因为只有“治”没有“自”,村委会往往成为有名无实的摆设,村民自治也失去了意义。
吕氏乡约
北宋 吕大钧著
德业相劝
    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齐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规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
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僮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
过失相规
过失谓: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
犯义之过
    一曰酗搏斗讼。酗谓恃酒宣兢,博谓赌财物;斗谓斗骂詈;讼谓告人罪恶,意在害人者。若事干负累,及为人侵损,而诉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违。踰违多端,众恶皆是。
    三曰行不恭逊。侮慢有德有齿者,持人短长,及恃强凌犯众人者,知过不改,闻谏愈甚者。
    四曰方不忠信。为人谋事陷人于不善,与人要约退即背之,及诬妄百端皆是。
    五曰造言诬毁。诬人过恶,以无为有,以小为大,而是背非,或作嘲咏,慝名文书,及发扬人之隐私,无状可求,及喜谈人之旧过者。
六曰营私太甚。与人交易伤于掊克者,专务进取不恤余事者,无故而好干求假贷者,受人寄托而有所欺者。
犯约之过
    一曰德业不相劝。
    二曰过失不相规。
三曰礼俗不相成。
四曰患难不相恤。
不修之过
    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恶及游惰无行,众所不齿者,若与之朝夕游从,则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暂往还者非。
    二曰游戏怠惰。游谓无故出入,及谒见人止务闲适者,戏笑无度,及意在侵诲或驰马击鞠之类,不睹财物者。怠惰谓不修事业,及家事不治,门庭不洁者。
    三曰动作无仪。进退太野,及不恭者,不当言而言,当言而不言者,衣冠太饰,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入街市者。
    四曰临事不恪。主事废妄,期会后时,临事怠慢者。
    五曰用度不节。不计家之有无,过为侈费者,不能安贫而非道营求者。
以上不修之过,每犯皆书于籍,三犯则行罚。谨按以一上不修之过,六字与上不一,例因原本有此仍之。
礼俗相交
    凡行婚姻葬祀之礼,礼经具载,亦当讲求,如未能遽行,且从家传旧仪。甚不经者,当斩去之。
    凡与乡人相接,及往还书问,当众议一法共行之。
    凡遇庆吊,每家只家长一人,与同约者皆往,其书问亦如之,若家长有故,或与庆吊者不相识,则其次者当之,所助之事,所遗之物,亦临时聚议,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数,若契分浅深不同,则各从其之厚薄。
    遗物婚姻及庆贺,用币帛、羊酒、蜡烛、雉兔、果实之类,计所直多少,多不过三千,少至一、二百。丧葬,丧情用衣服或衣段,以为禭礼,以酒脯为奠礼,计直多不过三千,少至一、二百。至葬,则用钱帛为赙礼,用凡猪羊酒蜡烛为奠礼,计直多不过五千,少至三、四百。灾患如水火、盗贼、疾病、刑狱之类,助济者,以钱则帛米薪炭等物,计直多不过三千,少至二三百。
凡助事谓,助其力所不足者,婚嫁则借助器用,丧葬则又借人夫,及为之营斡。
患难相恤
    患难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则遣人救之,大则亲往多率人救之,并吊之耳。
    二曰盗贼。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则告于同约者,及白于官司,尽力防捕之。
    三曰疾病。小则遣人问之,其他则亲为博访医约,贫无资者,助其养疾之费。
    四曰死丧。阙人干,则往助其事,阙财则赙物,及与借贷吊问。
    五曰孤弱。孤遗无所依者,若其家有财,可以自赡则为之处理,或闻于官,或择近亲邻里可托者主之,无令人欺罔。可教者,为择人教之,及为求婚姻。无财不能自存者,叶力济之,无令失所,若为人所欺,同众人力与办理,若稍长而放逸不检,亦防患约束之,无令陷于不义也。
    六曰诬枉。有为诬枉过恶,不能自申者,势可闻于官府则为言之,有方略可以解则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众以财济之。
    七曰贫乏。有安贫守分,而生计大不足者,众以财济之,或为之假贷置产,以岁月赏之。
    凡同约者,财物、器用、车马、人仆皆有,无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妨者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还,及损坏借物者,皆有罚。
    凡事之急者,自遣人遍告同约,事之缓者,所居相近及知者告于主事,主事遍告之。
凡有患难,虽非同约,其所知者,亦当救恤,事重则率同约者共行之。
罚 式
    犯义之过,其罚五百,轻者或损至四百三百。
    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其罚一百,重者或增至四百三百。
凡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止书于籍,皆免罚,若再犯者不免。其规之不听,听而复为,及过之大者,皆即罚之。其不义已甚,非士论所容者,及累重罚而不悛者,特聚众议,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
聚 会
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会,其酒食所费,率钱令当事者主之,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赏罚。若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
主 事
    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直月一人,同约中不以高下,依长少轮次为之,一月一更,主约中杂事。
   
    一千年前,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家族群体——吕氏家族。该家族的成员一门四进士,著述其丰,在政治、文学、文物保护和考古等方面对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吕大临著有《考古图》10卷,被后世称为是中国考古学的鼻祖;吕大钧著有《吕氏乡约》一书,是中国乡约的鼻祖;吕大防在宋哲宗元佑年间当过宰相,主持了杜甫草堂的重建;吕大忠修葺了今碑林,是西安碑林的创始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吕门四贤”美誉的家族墓群经历了千年的风霜雪雨之后,却于2006年1月被人盗掘......
    一千年后一个深夜,一声爆响,吕氏家族墓穴被炸开了一个洞口,盗墓者从“吕门四贤”的遗骨旁抓起了一件件宝物,仓皇逃窜......
    随后,西安市公安局介入调查,最终收缴了被盗的119件珍贵文物,并将涉案的盗墓贼团伙绳之以法。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吕氏家族墓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抢救性挖掘,最终出土了600多件文物珍品。
    出土的众多墓志铭文确定了大部分墓葬主人的名讳身份,以此为据,排列出了家族墓葬的分布次序:墓葬布局呈马蹄状,最南端为高祖吕通墓,身后为祖吕英、吕黄墓,其后为一字排开的父辈7座墓葬,包括吕大临等兄弟。再后属“山”字辈子嗣墓葬。重孙辈仅葬一人,因年轻夭折而附于祖父坟冢之侧。故云,蓝田吕氏家族墓地中共埋葬了5代人,使用时间在北宋中、晚期的40年之中。
    吕氏四兄弟中吕大忠、吕大钧墓葬已经确知,吕大防卒于福建宫任上,灵柩是否运回归葬尚虽有不同说法,但蓝田墓园中已有相关信息反映其位置。吕大临墓葬也已明确,图中M2就是吕大临葬所,原因有三:首先,M2位于“大”字辈族人排列线上,但因早年被盗,墓志遗失,墓主不详;其次,“大”字辈族人墓葬基本可对人入室唯大临去处不明;另外,M2中出土有属于大临所有的铭文石墩。
    如今,1000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么,“吕门四贤”的后裔现在在哪里呢?他们现在生活得怎样呢?带着同样的问题和困惑,中央电视台10套《走近科学》栏目组的记者和主持人不辞辛苦,带着一丝线索来到了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刨根问底。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以及各方力量的共同协助下,上述问题和困惑终于水落石出了。
    原来,“吕门四贤”的后人现在就居住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三里镇的乔村,他们是宋代吕氏家族真正的后人!
    多年来,乔村人深受吕氏乡约文化的教化,民风淳朴,邻里和睦,经济发展,群众生活如雨后春笋----节节高。
    乔村位于距离蓝田县城三公里处的半岭地区,有5个村民小组,现有人口1116人。近年来,在西安市财政局的帮扶下,全村道路已经水泥硬化,为全村群众生产生活以及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2007年以来,乔村先后被县上评为“文明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等。乔村文化健身广场为群众休闲娱乐提供了方便,乔村小学象征着中日友好情谊,继贤恩霖基金的设立为乔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2008年,大学生村官侯义明的到来,更是为乔村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可谓如虎添翼。2009年初,西安市2009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体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乔村隆重举行,西安市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军以及蓝田县县委书记李毅等市、县领导亲临现场并指导绘就乔村今后的发展蓝图,为乔村的发展锦上添花,树立了形象,指明了航向。同年三月,全国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拉开了帷幕,乔村作为蓝田县学习实践活动中的唯一村级试点单位,以“富民强村党领先,打造岭区第一村”为实践载体,探索道路,谋求发展。在全村村民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大家一致决定今后将以“弘扬乡约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依托乡约品牌,打造文化名村,践行吕氏乡约,富裕乔村百姓”为宗旨,把本村的吕氏乡约文化作为一项主导文化产业来抓好,发展好,从而不断提高全村群众的文明素质,提升乔村乡约文化品牌,打造全县乃至全国的文化名村。
    近年来,国家的头号文件大都是关于“三农”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去年以来,蓝田县相继将发展主题确定为“产业培育年”和“产业提升年”,这为乔村吕氏乡约文化产业的发展吃了个定心丸,让大家更加坚定和自信。近年来,国家提出了“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促进农村文明和谐,统筹城乡一体发展,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议案,这也为今后农村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树立了风向标,奠定了基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乔村今后将会续乘党的“科学发展”之风,顺应“统筹城乡”之势,围绕“文化产业”之心,依托“乡约文化”之源,结合“国家惠农”之策,抓紧“经济发展”之趋,共谋“乔村百姓”之富。
 
内容搜集整理:侯义明(2008.09至2011.12担任乔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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