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性

  一、乡村社会空心化，治理主体缺位

  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城市的虹吸效应使得大部分农村精英前往城市工作生活，乡村社会空心化现象愈加凸显。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选择在外务工，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择业时选择留在城市发展，真正留在农村的则是老人、妇女与孩童，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缺位。同时乡村空心化也导致乡村文化的衰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开始变得“去组织化、去合作化、去邻里化”，村民对乡村的归属感开始减弱，个人主义倾向逐渐加强，更加注重个人与家庭利益，淡漠村庄公共事务，导致乡村凝聚力、集体行动力下降。乡村社会逐渐从传统“熟人社会”过渡到“半熟人社会”，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困难。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安全阀”，通过整合村民问题与建议，提升村民政治参与能力与意识，缓冲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冲突，将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同时使政府决策更加贴近于民，有效的改善了乡村社会治理现状。因此，充分发掘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推进社会贤人与社会治理体系的融合发展，对改善乡村治理主体缺位具有重要作用。

  二、乡村治理资源内卷化，治理结构失衡

     资源内卷化问题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长期存在，导致国家政策、制度、资源在乡村进行实践与利用时出现低效的问题，限制政府与村民之间乡村治理体系的良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主导化的理念开始渗透到农村社会，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弱化，新的现代化社会规则又难以形成，导致“钉子户”、“村霸”等边缘性群体滋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政策、资源开始向乡村倾斜，权力寻租者、谋利型机会主义农民、地方富人等行为主体形成分利秩序，地方精英俘获使得资源公共性难以惠及到民，乡村治理资源内卷化问题形成。一些利民制度如信访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经过多元复杂的乡村治理组织后，内部程序愈加复杂，导致制度的时间效果背离设计初衷，难以收到良好的治理效果。资源内卷化导致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对基层治理组织不信任，参与政治积极性较弱，使得集体合作的惠民项目难以开展。新乡贤拥有现代化知识与资源，又有着和传统乡贤一般的乡土情怀与道德品质，在乡村中具备良好的群众基础，新乡贤的参与使乡村治理由传统单一模式逐渐转向协作型现代化治理模式，极大地提高了乡村治理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