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的中篇小说《地球之眼》一部直面社会问题的力作。从整体叙事方式、细节刻画及写作目的来看,《地球之眼》是一则现实主义式的故事。
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代表了当下青年贫、富、中三个不同阶层。一个是代表着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李牧光,一个是代表底层奋斗者的安小男,还有一个是为了生计而随波逐流的中间人物“我”。安小男以自己的才智轻松地为李牧光的公司设计了一套精妙的远程监视系统,就像“地球之眼”似的,可以对美国仓库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明察分毫。但安小男无意中通过这套监视系统发现了李牧光以公司为掩护在和他的父亲共同进行着转移国有资产的行径,强烈的道德感迫使他以自己的高智商一步步揭发了李牧光一家人的罪行,并最终让他们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主人公安小男以及李牧光人生道路上几次沉浮的背后都隐含着诸如大学生工作困境、贫富差距大等复杂的社会问题。作者将安小男的个人困境放入到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大背景中, 使小说构成了一个真实、复杂的社会关系图谱,并通过贫富两种阶层中的典型人物的打拼史呈现出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道德贯穿《地球之眼》的始终,在这篇小说里,无论是安小男还是李牧光还是“我”,最终都没有完全的坚守住道德。李牧光一直不曾奉行正确的价值标准;“我”也曾对安小男执着追求道德这一行为感到困惑不解,并一度的徘徊在道德的边缘,为了生计而随波逐流的“我”也最终抛弃道德,成了恶的同谋;而安小男,是道德的忠实捍卫者,他把道德当做行动的准则和判断事情对错的标准,然而他也做了与道德相违背的事情(偷拍下李牧光出轨的照片并发给“我”的表妹)。即在这篇小说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还是中间人物“我”,都是失败者,都是道德的摧毁者。“这是小说的悲剧力量所在,它超越了敌强我弱的叙事模式,抛弃了单纯的悲情渲染,将着眼点放在矛盾冲突的上一层,即形而上的道德层面。它关注现实的矛盾冲突,更关注矛盾双方所共享的恶的逻辑。”
石一枫用调侃的语调诠释严肃的道德主题, 避免了教科书似的说教。但是幽默不代表荒诞, 小说中经安小男之口明确地对道德发问就有六次, 对道德的呼唤仍是小说的主要目的。
小说中有三个个主要的人物对道德的态度完全不同。首先来看李牧光,他是道德信仰的缺失者,他可以为了物质、为了利益毫不犹豫的抛弃道德,突破道德底线。
“李牧光虽然不是天才,但是他爸却是天才——搞钱的天才,搞关系的天才,而那些天才要比智力的天才更加畅通无阻。”李牧光是现实生活中富二代、官二代的代表,他因为父亲砸钱轻松的进入名牌大学就读、出国并成功经商。他是物质的富有者,却是道德的匮乏者。“看不起我是不是?看不起美国人民是不是?还训斥我:‘别以为世界上的钱都被你们中国人挣了。’”“他的神态和语气里有了一种毫不掩饰的倨傲之气,并轻而易举地重新定位了和以往故交的关系,把人和人之间的平视一律改为俯视,那架势不言而喻一我 和你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与此同时,他又展示了令人直打寒颤的精明。”这里我们看出他对故友的嘲讽显摆以及商人的市侩与精明。他明明一开始就打算雇佣安小男,但是他却非要在“我”反复讨好央求之后答应,为的就是以最苛刻的条件尽最大可能的压榨安小男。并且“不再企图论述这种帮助是一种责任,而是将这种它渲染成了一种乐善好施,一种只有李牧光这个级别的成功者才配拥有的美德。”而在得治安小男可能对自己不利时,他又立马态度温和了起来。他不再看不起人,以一种俯视的态度对待“我”,“甭管在哪儿也得专程来一趟一一我 可不像你那么薄情寡义,觉得我这朋友可有可无。”他还送了一个纯金的锁给“我”,而这一切并不是像他口中所说的出于兄弟情义,只是因为“我”能帮到他,我在那个时间点有利用价值。而在“我”拒绝帮忙之后他又立马转换策略,拿“我”的表妹威胁“我”。由此可以看出,李牧光虽然物质生活极好,但他却是道德缺失的典型人物。
此外,文中的商教授也是无视道德的代表。他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忙于上电视和走穴,基本上不给学生上课,但到了考试的时候却摆出铁面无私的架势,把题目出得非常难,一定要‘挂’掉一批人才过瘾;他还把系里比较漂亮的女生招致麾下,通宵达旦地为他整理新新一期《百家讲坛》栏目《中国秽乱宫闱考》的讲义。”违背教师传道受业解惑的职责,反而利用职权之便捉弄学生,对女学生无礼,不断突破道德底线。同时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在这种环境下学习,如果有道德败坏的学生,似乎也变得不足为奇了。
再来看文中的中间人物“我”。“我”是在道德边缘来回摇摆的人,相对于李牧光的极端不道德与安小男的极端追求道德,“我”无疑是深谙生存之道的人。
“我”利用安小男写论文让李牧光感恩戴德,并成为他大学期间最好的朋友。同时“我”又利用李牧光来帮安小男找到工作,从而让他对我也心怀感激。“我”周旋于这两个人之间,为他们彼此牵线搭桥,当然“我”从中也获得了好处。一方面,“我”处于同情与良心帮助了安小男,“我”开导他“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当斗士的,我们要吃饭,我们的家人也要吃饭,能当个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爹就已经不容易了。让李牧光他们那些人富去吧,反正他们黑的是全国人民的钱,平摊咱们头上顶多相当于俩钢镝儿掉下水道里了,不值得心疼。”;另一方面,“我”又对自己巴结李牧光的行为没有任何的羞愧,因为“我”觉得我是在帮安小男求李牧光,我并没有丧失我自己的自尊心。“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一点羞耻之心也没有的。反正我是在替安小男央求着李牧光,出卖的也不是我的自尊心。”而在后文,李牧光察觉出安小男可能对他不利并希望“我”帮助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坚决的拒绝的,然后当李牧光拿“我”的表妹威胁“我”的时候,我又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的道德,立马答应了,这是“我”为了生存而抛弃了道德。由此可以看出,文中的“我”是一个“中间派”,既不会为了利益彻底抛弃道德,又不会为了道德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艰难。“我”代表的是社会上为了一席生存之地而游走在道德良知与现实生活中的那部分人。正如石小枫所说“其实我刚开始写这类人时也是误打误撞,后来发现特别好用。这类人是有点智慧、有点良知,也要点儿脸的犬儒主义者......这些人虽然只是受过一点基本教育,但相比精英们,他们要更务实,相比那些还在为生计犯愁的人,他们又没有什么生存问题,还能有工夫琢磨琢磨别人。这类人是社会里的边缘人,他们能看到比别人更多的社会。”
最后看安小男,他是道德的捍卫者,同时他也是社会生存的失败者。
他是被老师夸为“脑子里装着半个硅谷”的理科高材生,他毕业于名牌大学,专业易就业,然而由于他父亲的死他一直在思考“什么是道德?”他因为对社会对道德的思考在图书馆下与“我”聊天,就此认识,也因为是否坚守道德而与文中的另一个人物——李牧光产生种种的纠葛。
再来看他就业路上的沉浮,他在银行上班的时候,工作轻松薪水可观,然而他因为坚守道德而拒绝了上司监控某些下属的要求,从而被调出核心部门,继而被开除,又因为履历上的一句“工作能力不能胜任职位”而难以就业。此时的安小男面对生活的压力不得不低头,为了维持自己与母亲的生计,他抛弃了道德去做枪手,然而从他每次帮别人考完试从考场出来之后就苦口婆心地把考试试题和对方讲解一遍,并进行思想教育的这一行为来看,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做枪手这一不道德的行为。他的内心还是希望坚守道德的,做枪手于他而言只是维持生计的方式,是他被现实奴役得无可奈何之下的妥协与退让。
从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情节环境以及上文举例的一些细节可知,《地球之眼》这篇文章的核心是讨论“什么是道德”,虽然整篇文章都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作者通过李牧光、“我”和安小男三个不同人物的对道德与生存的选择的对比,发人深思。
《地球之眼》的角度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叙述者是第一人称“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叙述者讲的是自己的故事,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全然旁观的角度,而是具有一个与身边人关系密切的身份。看完整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故事是“我”的回忆。在整个故事的讲述中,第一人称“我”既是进行故事讲述的叙述者,也就是叙述自我,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人物,也就是经验自我。这种叙述方式使叙述者的声音上升到了和故事情节一样重要的地位,叙述者的形象被自我讲述着,更能把握人物内心的复杂变化,使叙述更加真实自然。即叙述既保留了合理性和真实性,又丰富了叙事的内容。且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加强了文本内在的张力,使得小说《地球之眼》在价值诉求上更能体现作者对道德问题的探讨与反思,更好的表达了主题。
再来说这篇小说的风格,《地球之眼》的叙事基调与风格,沿续了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的“王朔”式的痞子调性,同时让叙事者担任纪录片工作者,以纪录片的既介入又旁观的姿态,体现知识分子面对当代的颓败风气,只能以这种“内外之间”的尴尬位置,暂时窝居以寻求生存与价值意义。小说的语言平易直白,作者以人物的独特、文风的犀利、俏皮的言说使京味小说的传统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此外,小说完美的结合了相关的时事热点,具有创作的趣味性。“最早写《地球之眼》就是因为一个类似的新闻,知道有一帮第三世界的人在通过网络技术帮美国人做汽车监控、看仓库。小说里安小男这个人物做监控时,是绕过去看地球的另一端,所以也就自然有了个“地球之眼”的题目。当然从主题来说,它还有天眼、俯瞰众生的含义。”这一点也变相的揭露了一个不道德的权力运作:全世界流行的高科技监控手段,它悄无声息地征服了一切,与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小说创作与社会热点结合,真实的反映了社会问题,又加入了很多生活化的描写,容易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和兴趣,也使得文章的可读性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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