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龄农民工群体养老困境亟待破解

　　我国即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全国50岁以上人口约2.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8%。同时，农民工老龄化现象也十分严重，2022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42.3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群体有8632万人，占全体农民工数量的29.2%。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是社会民生的大事，但当前我国高龄农民工物质条件匮乏、精神世界空虚、健康保障缺位、社会权益受损等养老问题突出，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困境亟待破解。

　　一、我国高龄农民工的主要养老难题

　　一是身份职业导致健康困境。农民工大多长年从事体力劳动，身体健康损耗大，虽然中青年时身体看似健康，但进入50岁以上的高龄后，健康状况往往会一落千丈，养老难度大。一项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群体中，自评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的比例达到36.9%，且一年内存在身体不适情况的占比高达48.2%。同时，高龄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环境较差，大多居住于城中村、工地或者工人集体宿舍，缺乏健康管理，往往慢性病高发而无法有效治疗，要想达到健康养老的状态，往往成本更高。调查显示，约75%的高龄农民工在外务工时缺乏健康管理，59.1%的高龄农民工没有建立健康档案。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和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巨大调整的背景下，许多高龄农民工不仅“养儿防老”的愿望没有达成，无法安心退休享受家人亲情的陪伴，甚至可能因为下一代的经济窘境还要继续背负养家糊口的重要责任，这让高龄农民工的健康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二是参与受限加剧融入难题。首先是融入难，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有65.1%的进城农民工没有参与过所在社区的活动，有83.9%的进城农民工没有加入任何工会组织。这导致高龄农民工难以融入务工地区的城市生活，无法有效享受各类社会组织对其生活的服务、帮助。其次，当前高龄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日常文化参与以打麻将、扑牌、手机游戏等娱乐活动为主，又缺乏家人陪伴，精神空虚是常态。虽然当前短视频的火爆为高龄农民工的娱乐活动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但也无形中加大了高龄农民工的各类风险，9名犯罪嫌疑人通过短视频冒充他人诈骗老人30余万元的案例犹在眼前。同时，由于高龄农民工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低，普遍还存在“逆来顺受”等不当观念，无法通过各类社会途径有效表达自身困境和需求，加剧了其养老困境。

　　三是保障缺失难卫社会权益。社会老龄保障机制不完善，我国在养老院等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场所适老化改造、老龄友好型社会的打造等方面的建设和保障措施不完善，也缺乏针对高龄农民工的经济帮扶措施，且社会还普遍存在对高龄农民工就业歧视。在部分社会保障措施的设计中，还存在对不同性别、身份高龄农民工的差别对待。例如，调查数据显示高龄农民工中女性数量远超过男性数量，但是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5岁，较男性早5年，导致女性农民工往往少缴5年社保，还要等待55—60岁的间隔期才能领取养老津贴。最关键的是城乡差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标准高、待遇好，农民工却由于岗位变化和地域流动频繁，社会保障的续缴困难，致使大部分高龄农民工每月只能领取“55元+本地政府补贴”的基础养老金。除此之外，农村医疗保险缴费较多，但报销门槛高、程序复杂、报销限制条件严格，使高龄农民工难以真正享受到政策福利。

　　二、破解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困境的政策建议

　　一是要建立农民工健康管理机制，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应建立农民工健康动态管理机制，定期为高龄农民工提供体检和慢性病筛查服务，普及慢性病预防知识和治疗优惠政策，提高农民工健康意识。应优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制度，降低高龄农民工的医疗费用负担，控制农民工慢性病发展。应构建高龄农民工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通过整合城市社区资源，打破政府主导的养老服务提供方式，鼓励非营利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高龄农民工的养老服务，降低高龄农民工的养老成本，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益和质量。可以探索高龄农民工互助养老模式，利用集体设施和国家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兜底优势，为高龄农民工提供归属感和精神慰藉。应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提升高龄农民工就业水平。通过专业领域就业技能培训，提升高龄农民工的学习能力和就业能力，为高龄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可以鼓励有意愿的高龄农民工返乡创业，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同时也享受农村养老收入和乡村振兴政策支持。

　　二是要完善人口管理机制，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入。应各类制度设计层面逐步消除城乡排斥现象，向高龄农民工宣传城市生活的知识理念，积极传达各类社会活动事项，保障高龄农民工在流出地可以享受各类社会服务。可开展农民工劳动时间排查，为仍在高强度工作的高龄、超龄农民工家庭提供帮扶。应严格规范农民工劳动时间，监督企业加班补贴发放，改善高龄农民工劳动环境。可通过基层社区或单位对高龄农民工生活状况进行摸排，及时了解其家庭医疗、教育、就业辅导等多方面需求。要增强工会服务农民工的意识和水平，扩大农民工的工会参与，搭建高龄农民工与社会的沟通渠道。要积极推进农民工文化驿站建设，挖掘本区域内农民工精神文化特色需求，增加适合当地农民工的特色文化活动，打造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农民工文化驿站，丰富农民工业余生活。

　　三是要优化社会保障体系，保障高龄农民工权益。最核心的是，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民工养老提供强力支撑，要切实保护农民工从承包地获得收益的权利，让土地能够成为高龄农民工养老的最后保障。应加快高龄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和相关政策出台，严格监管农民工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情况，规范解决高龄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其他兜底性保障问题。可鼓励市场化养老公共服务进入农村，为外出“返乡”高龄农民工提供优质养老服务。应推进城乡养老公共服务及配套均衡化，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筹资、分配、使用制度，提高养老金使用率，逐步统一城乡特殊群体福利，使高龄农民工无论是“返乡”还是“留城”都能享受和所在地质量一致的基本养老公共服务及配套。应关注并逐渐缩小养老保险中的性别差异，提高女性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缩小男女进入养老保障时的差距。应打破部分职业、行业的性别隔离，更好地解决高龄女性农民工贫困化问题。

面对我国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困境，我们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共同破解这一社会难题。首先，政府应加大对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力度，提高养老金标准，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关注这一群体的精神需求，提供文化娱乐、心理疏导等服务，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其次，鼓励企业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机会，帮助他们实现职业转型，减轻因年龄增长带来的就业压力。此外，我们还应倡导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的良好风气，让高龄农民工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尊重。 最后，每一位公民都应增强社会责任感，关注身边的高龄农民工，尽自己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让高龄农民工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有尊严。让我们携手前行，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