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其难点在乡镇、活力在乡镇、根基亦在乡镇。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人口流动与数字鸿沟交织,要求治理突破“路径依赖”,向制度化、精细化、人本化跃升。需以制度固本、能力筑基、协同聚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制度现代化:以法治厘清权责边界。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是权属清晰。传统“属地管理”易异化为“责任甩锅”,根源在于权责错配。破题之策在于法治化清单管理:依法制定乡镇履职清单、协助事项清单、负面清单,明确“属地责任”与“部门责任”的法定分界;建立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杜绝超越法定权限的摊派任务;完善监督问责体系,确保“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通过规则之治,让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能力现代化:以服务升级激活末梢。治理的本质是服务供给。城乡公共服务落差削弱了治理认同,须推动服务从“有”向“优”跃升:一方面打破数据孤岛,建设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智慧服务平台”,实现社保、医疗、审批等事项“一网通办”;另一方面推动服务精准化,针对留守群体、流动人口等差异化需求,定制养老托幼、就业培训等服务包。服务升级的关键在资源下沉——将财政、人才、技术向乡镇倾斜,使治理效能可感可及。
主体现代化:以多元共治凝聚合力。治理现代化需超越“政府单打独斗”。激活多元主体:强化党组织统筹功能,发挥村级组织“主心骨”作用;培育乡贤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协商平台,引导群众参与村规民约制定、矛盾调解;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以产业纽带增强治理凝聚力。尤其需破解人才短板,通过“头雁工程”吸引能人返乡,依托社工专业化提升服务水准,构建“党建引领、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共治生态。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系统工程。从法治化确权到服务化赋能,再到社会化协同,核心在于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当制度设计呼应民需、服务供给温暖民心、治理过程吸纳民力,乡镇必将成为承载乡愁、托举希望的治理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