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举措”为农村群体性自办宴席加上“安全阀”让“坝坝宴”成“放心宴”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村自办群体性宴席是农村家庭、其他组织或团体自办的、非营利性的各种群体性聚餐活动。长期以来，我区农村地区好办“满月酒”、“升学宴”、“乔迁宴”、“红白宴”等集体性自办宴席，多以主家自办的宴席为主，宴席名目广，群众间互相帮忙的形式居多，受客观条件限制存在“三大隐患”，已成为造成群体性事故的高风险部位。　
　　一是食品安全隐患。2022年3月，四川纳溪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共4人死亡，经诊断，死亡原因均为在参加丰乐镇的同一场丧事宴席中误食醇基燃料所致。农村自办群体性宴席的厨师和服务人员多为当地群众，对食品原料、酒水等采购把关不严，操作人员食品安全意识不强，加工过程和加工方式不规范，同时卫生保障条件简陋，食物中毒风险往往居高不下。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对“食”的要求有了新的认识，但受制于环境、教育等条件，食品安全仍缺乏稳定保障。
　　二是人员聚集隐患。2022年6月，福建上航南阳村一场宴席上，群众在拉扯宴席遮阳布时发生意外，因一方受力过大，导致攀系的围挡砖墙意外坠落，造成9人死亡，7人受伤。农村自办群体性宴席多在村民院子里、道路上搭建临时建筑摆设，这些临时搭建缺乏专业的设计和科学的防范措施，加之吃席人员流动性大、数量多，极容易发生踩踏、挤压、建筑安全、酒后矛盾等聚集性事故，给消防、治安、交通、防疫等带来较大管控压力。虽然各地基层对群体性活动一直有所动作，但因缺乏专业的知识和有效的管控，地域安全风险仍广泛存在。
　　三是攀比盛行隐患。2022年5月，陕西子洲一场农村丧葬花费高达千万元，燃烧大量烟花爆竹，花圈摆放长达千米，引起村民不满。“三年不办酒，就要讨口（要饭）”。农村地区办席已成为一种风俗，不办席就要“吃哑巴亏”，于是搬家、建房、生日、孩子上学等名目都开始办起了酒席，与此同时礼金也是开始攀比，越送越多，“排场”也是越办越阔，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劳民伤财”，且耽误农村正常生产生活。基层党组织成立的“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等因无强制保障措施，多流于形式，无法有效制止农村滥办群体性宴席的风气。
　　对此，建议：
　　一是加强自办宴席食品安全监管。学习四川省印发的《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坚持“谁举办（承办）谁负责”、政府督促指导、风险群防群控的原则，明确了举办者、承办者是农村自办宴席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其举办或者承办的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负责，承担农村集体聚餐食物安全事件的相关法律责任。压实基层政府、管理部门、举办者、承办者“四方责任”，充分发挥乡镇（街道）和卫健、市场监管等多单位多部门作用，形成监管合力，有效解决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缺位问题。
　　二是推动农村群体性自办宴席场所标准化。学习浙江省发布的《农村家宴中心建设和管理规范》地方标准，对农村家宴中心建设和管理、场所与设备设施、人员、关键过程控制、记录与追溯等五大方面进行严格要求，详细规定场所与功能布局的设置，如食品处理区、非食品处理区、设备设施、应急通道等的设计安装，为打造“硬件达标、厨师准入、服务规范、明厨亮灶”的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规范农村家宴中心建设要求、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
　　三是深化村民自治推进移风易俗。学习云南河口“一约三会”模式，指导各村（居）围绕滥办酒席、攀比炫富等问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精神、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内容融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中，同时在保持现有村（居）民委员会设置格局稳定的前提下，建立健全村（居）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充分吸纳在当地的公职人员、乡贤能人等成为“三会”负责人和成员。确保移风易俗相关制度落地见效，不断做好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动态修订完善工作，解决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有而不优”、内容空泛、制定不规范、流于形式等问题。

　　责编：重庆市大足区智凤街道